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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年代》:解开文学大师的创作秘密

2020年06月28日 11:43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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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天津作家狄青的新书《卡尔维诺年代》。这是一部解剖外国文学现象、趣说文坛典故的书,所评点的作家享誉世界文坛,所述文学现象也颇具话题性。狄青的解读视野广阔,富有创见,字里行间飘逸出浓郁的文化情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狄青以他个人的文学成长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他与大师之间的隐秘故事。

幼年时开始写想象的故事

人生经历让写作受益无穷

我是两岁时随父母从天津中心市区下放到农村的,地点在东郊区(现东丽区)小东庄公社务本大队。那是1970年,国家号召把一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改变农村的知识结构。我父亲是天津市外贸局的一级翻译,熟练掌握三门外语,下放前多年都是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首席翻译。下放到农村后,他先是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被调到当地一所中学的高中做英文教师;我母亲下放前是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下放到农村是背着红药箱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

我从记事起就认定自己是个乡下孩子,但和其他乡下孩子还是有很大区别。首先是刚到农村时家里条件还比较好,我父亲虽下放时被大幅减薪,但他依旧是当时全东郊区月薪最高的,每月105元。当时虽然卖了很多家具,但搬到乡下的那些老家具在乡下很打眼,与农民家庭对比还是鲜明的。我父母是40多岁的时候有的我,我只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十四岁,她很早就工作了,在当时,一家四口只有我一个 吃闲饭 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在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因病去世,而我母亲很快也得了重病,1978年提前病退,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在乡下,好几年住的都是土坯房,有三大间,还跨着一间柴房,不远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每天生产队的大喇叭会在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每每这时我就会跑到麦田边上的一架磨盘上,瞭望残阳似血,莫名激动。从那时开始,我成了一个耽于梦想的孩子。那时候的小学是五年制,五年我换了四所小学,甭管换到哪上学,课间都会把自己想象的故事胡涂乱抹到一个个本子上。

因家庭原因,初中毕业我上了职校,十六七岁进了大国企。进厂后又被推荐出去上学,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直在变化中曲折向前。在工厂里团委和工会都干过,后来一直在计量科。我是二级计量员,每天穿着白大褂,在防尘的试验室里给百分表和千分尺做检验。后来到报社,又到机关办杂志,身份一直在变,一直没变的就是写作。

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一个人负责跑天津市的12个涉农区县。天津市有3700多个村,我跑了500多个。这对我的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让我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有各级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每天都能听到各种新鲜事儿。出去采风,我更喜欢到艰苦偏僻的地方,去西藏采访援藏干部,去河西走廊采访老知青,去长城沿线采访长城保护 1998年长江大水,我和广州军区舟桥部队一起顶着第五次洪峰乘冲锋舟冲上了决口大堤;我还沿着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军足迹,从修水顺罗霄山脉一路到井冈山 这些经历对于我的写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7岁发表小说处女作

闯入天津文学圈

姐姐因为工作单位远很少回家,从小我就和母亲一起生活,有点儿相依为命的感觉。每天都是她看她的电视,我看我的书。我15岁开始给报刊投稿,那时胆子特大,无知者无畏,记得连中国社科院的学报、北大学报我都投过。最早发表我文章的是《天津青年报》,那时候报纸发作品经常会在文章末尾加上作者的单位或就学的学校,对年轻作者尤会如此。我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学校的教务处长就把报纸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宣传栏内,可见有多重视。一方面说明那时人们很欣赏自己身边的写作人才,另一方面说明那时报刊的影响力很大。

有一次我正在上课,老师说外面有人找。出去发现是两个陌生成年男子,他们说是天津作协领导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 豆腐块 ,委托他们来联系我,让我参加作家协会的活动。当时他们两位也都是业余作者,如今都已成为国内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了。当时的天津作协在平山道上,第一次去我还不到16岁,接待我的是当时的作协秘书长马丁。他跟我说,天津作协正在打造文学创作梯队,第一梯队的人最多,有二三十位,第二梯队有三四位, 狄青你就算第三梯队吧,暂时就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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