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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2019年12月02日 10:18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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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关键词】民族志书写;内在悖论;逻辑机理;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

【作者简介】李银兵,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曹以达,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4BSH057)。

当前,“人类学者、批评家、女权主义者以及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关注真理及其社会定位的问题,关注想象力与表征的形式的问题,关注统治与反抗的问题,关注道德主体和成为道德主体的技巧的问题”。因而,当代人类学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对这个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和描述,这就直接导致在人类学学科内部,田野调查工作和民族志写作已然成为了学界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中最活跃和敏感的竞技舞台。在西方,有的学者从现实入手去建构新的民族志书写范式;有的学者落脚于解释人类学,关注文化背后的解释性象征符号分析;有的学者关注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理论和实践。总之,“它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在中国,诸多学者从理论、实践层面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多维视角地探讨,在民族志书写范式、方法、路径、方向及目标研究中,提出了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想法和思路,推动了中国民族志理论与实践研究向前发展。毫无疑问,中外学者们在民族志书写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民族志研究,大都关注民族志书写危机表象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民族志书写实践,而很少从元反思视角去探讨民族志书写内部存在的悖论及其背后潜藏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因而很难从根本上去理解和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基于此,本文在对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析民族志书写内部矛盾产生的逻辑和实践机理,力图达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目的,最终为现代民族志书写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一、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表征

悖论是指同一命题或推理在表面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并且这两个结论都还能自圆其说,进而导致形式逻辑思维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学术上比较有名的悖论有康德的“二律背反”、罗素悖论等。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知性认识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为混淆主观和客观、事实和价值等关系,最终导致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总之,悖论就是指人们认识论上出现的看似自相矛盾的认识,但这些矛盾又能得以自圆其说,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因而只要把人们的认识进行分类,理清思维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区别和联系,悖论就能得以解悖。具体对民族志书写来说,其内部存在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并立。“零度”书写是由法国著名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和思想,其基本意思就是要求写作者在写作中以一种零度感情投入,但这不是说写作不带有感情,只是要求这种感情在理性指导之下要降到最低。巴尔特认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脱离不了“零度”写作与“非零度”书写,写作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写作是作家和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书写的“阿基米德基点”,正如他所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寻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这就是说,从表面上去看,写作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其背后则体现着时代和阶级对写作的要求和控制。在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书写中,写作的“科学性”直接规约了历史制约性在民族志作品中的体现。比如,马林诺斯基说道:“民族学研究经常被人误解为无聊者的嗜古癖,或有闲阶级在‘野蛮人的风俗和粗糙迷信’的原始古怪的形式中的游荡。其实,它可以成为一门高度哲学化、具有启蒙性、使人高尚的学科。”因此,他极力主张只有靠客观化、条理化、系统化的调查,才能保存和保护那些即将消亡的文化。但随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马林诺斯基主张的写作伦理却被其日记中体现出来的狭隘自私、目中无人等替代。在其日记中,马林诺斯基身上具有的人格分裂特征暴露无遗。比如,“消灭这些畜生”“我处理得不太准确,表现得也很愚蠢”“黑鬼”等之类的语言在其日记中都有出现。总之,这都说明了民族志写作会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后来,萨义德的《东方学》对西方写作的揭露和批评,使得先前民族志作者声称的“零度”书写也被击得粉碎。比如,萨义德在分析西方学者福楼拜作品时,这样写道:“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bizarre jouissance)的新的例证。”此外,在实验民族志阶段,我们看到了民族志作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但作品中的“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并在无形中影响着民族志书写。总之,书写的初衷是想达到客观、中立的书写,但在书写的实际中,却内涵着很多主体的色彩。比如:书写作者的故乡与他乡界分、作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差异、书写目标中的价值性诉求,都无不存在着这对悖论。因此,书写本身就应该是“零度”书写和“非零度书写”矛盾下的产物,这是我们在否定中又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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